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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20 11:14:22 凤凰网历史 张弘

本文摘自:凤凰网历史,作者:张弘(凤凰网主笔),原题:沈迦: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

几年前,《寻找·苏慧廉》让读者认识了民国期间这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,这本书也被各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。之后,作者沈迦又出版了《一条开往中国的船》,再度引起读者关注。前不久,沈迦主编了苏慧廉女儿谢福芸四本著作《名门》《潜龙潭》《中国淑女》《崭新中国》,由东方出版社出版。趁着沈迦回国的机会,就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等问题,凤凰网专访了沈迦。

苏慧廉女儿谢福芸的四本著作

沈迦: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

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

凤凰网:我看到你的经历,说你们家从你祖母那一代开始就信基督教,苏慧廉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,你做苏慧廉研究的机缘和契机,包括你对他的兴趣,里面基督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

沈迦:我能注意苏慧廉,确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,如果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,我不会关注苏慧廉。温州是沿海城市,晚清的口岸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,我相信,在沿海开放城市,有不少这种几代人信仰基督教的家庭,我家一定不是特例。在我老家温州,这种家庭比比皆是。今天的福州、厦门包括上海、南京,这些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城市,这是挺普遍的情况。

因为有家族信仰传承,我平常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会多一点,小时候看长辈怎么做祷告,礼拜天到教堂是生活的一个部分,认识奶奶的朋友,大部分都是教徒,我从小就会跟着家里人去教堂,然后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传教士、信徒的故事或者传说,童年的心中有一些痕迹与记忆。

我做苏慧廉和谢福芸的研究,一定是从这里开始。关注苏慧廉以后继续往前走,从《寻找·苏慧廉》到《一条开往中国的船》,再到今天整理谢福芸作品,就不仅仅只是宗教的原因。有时候,我更多想探索中国历史走到今天的发展轨迹,或者也在寻找我们国家或者这个民族,这群中国人跟世界交往的模式,这个话题可能更有意思。

凤凰网:我看《一条开往中国的船》,就看到你寻苏慧廉的墓地、故居,在海外查找资料。当你做这种历史研究的时候,肯定是有你自己关注的问题,有当代意识在里面。

沈迦:确实有当代意识。当代感越强,即当你寻找到的这个东西跟今当下发生更密切联系的时候,其实打动你的更多。

我起初做苏慧廉研究的时候,没有这么强烈的当代意识。当年只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愿望,就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人,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2007年我确定下做这件事的时候,也只有这样一个动因。但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当中,我发现我的初衷改变了很多。我把它找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?我不是仅为这个人写一篇生平,我其实(来就)想告诉大家,我们为什么忘记了?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与世界相处的生存模式,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在哪里?包括我这次花不少的精力把谢福芸这四本书推出来,其实不仅是告诉大家谢福芸笔下多么精彩的故事,我更想说,我们曾经跟这个世界有很好的互动,中国跟欧美文明之间曾经无缝连接,并不敌视。我们曾经敌视,但逐渐化解掉了。说实话,那个时代人的现代化的程度或者文明的程度,看世界的眼光,有些地方比今天还文明一点。

凤凰网:《开往中国的一条船》里面有一个情节,就是毓贤在山西1900年杀戮传教士,那一段非常惨烈,不仅杀死了传教士,而且杀死了妇女和儿童。你刚才也说到,包括李提摩太甚至更早的一些传教士,他们来中国的时候,克服的困难比苏慧廉他们还要大一些,到苏慧廉这一代传教士,可以算是磨合比较好的阶段。你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,由传教士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?

沈迦:晚清的时候,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国家,跟我们传统的中国大陆,最早就想寻求一种合作,其实鸦片战争的核心就是要做贸易,英国并没有想侵占中国领土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,清廷确定打不过英国,然后坐下来谈判,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,真正的开放了口岸,开始通商,传教的内容都写入不平等条约。

最初只能在《南京条约》中约定的五个城市传教,到第二次鸦片战争,就变成沿海的口岸,甚至到内地都可以自由传教,可以建教堂,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居住生活。也有人讲,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的炮舰进入大清,但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其实不属于他们国家的政府。因为教会在西方是NGO组织(Non-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,即非政府组织),不是政府拨款的组织,那些来华传教士不拿国家的工资,不是为他的国家工作的,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上帝工作的。所以,大量传教士都自发向他所在的教会报名,前往中国传教,这就是晚清传教的基本组织模式。

他们带来西方基督教的精神,那一套理念,跟中国2000年来儒家的思想体系是完全截然不同。中国最典型的士大夫的思维认为,我们有天下最好的一套文明体系,我们根本不需要你送来一套陌生的理念。第一,他们当年确实是夹着不平等条约而来,第二,带来完全陌生的理念,因此自然就有很多冲突。同时也要看到,中国当年的城市和农村,特别到县以下,都是儒家士绅占领了权力中心。基督教进来以后,突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,特别是政府允许传教士在内地建立教堂以后,以教堂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跟以孔庙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发生权力争夺,下层的人想脱离以孔庙的那个中心,只要投靠教堂,那些人就没办法了。

这种冲突在当时有教堂的地方都有,其实这是教案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。面上讲是一种思想的斗争,其实背后是一种权力的争夺。为什么在中国的教案当中会传出那么多谣言?说传教士杀了孩子,拿孩子的心肝、眼珠做药……很多教案里面都有这些遥远,这些谣言哪里来的?其实是当地士绅炮制、传播的,因为教堂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基础,越到下层,对儒家权力中心的动摇越大。原来一个宗族社会里,我完全可以说了算,今天突然来一个教堂,下层人跑到那边去,这就是晚清教案频发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。

凤凰网:也就是说,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,从而引发了纷争。

沈迦:是的。由于清廷屡战屡败,连李鸿章、慈禧都怕洋人,所以在地方上,有人跟洋人有矛盾打官司的时候,洋人一定赢。为什么呢?决定地方官的是他的上级,最上级都怕洋人,你还不输吗?那你越下面越输,底层民众的民族情绪就越强。洋人,包括部分传教士,因此就更趾高气昂。有些教民本身就是刁民,他们原来在儒家体系内是被边缘化的人,所以投靠了教堂这样一个新的权力中心,再加上有些西来传教士比较单纯,有时候会听信这些刁民的言论。传教士有时候为一个刁民上访到最上面,上头督下来结果知府就被免了。中国传统文人有些还是很有骨气的,心里不服,结果民族情绪、民族矛盾就越来越激烈。所以,这样的纠缠就变成一个个教案。

毓贤在山西屠杀传教士、妇女和儿童,今天看来不可理喻,但毓贤在他民族主义的自我思维的模式里,或者在他的拥趸当中,他是英雄。毓贤是读过书的人,有这么高的官职,他本质上不会是个简单的暴民。但是,他当着孩子的面把母亲杀了,当着先生的面把妻子杀了……毓贤在西方的形象就是一个尼禄,慈禧后来杀他,要做她的替罪羊。毓贤最后死亡的过程留下不少记录,他走向刑场的那天,兰州万人空巷,他慷慨激昂,民间给他多少挽联啊,他觉得自己是杀身成仁。假如把这两幅图拼起来,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分裂成什么样,但是,毓贤的思维模式很有市场。

沈迦

人道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

凤凰网:恰恰在这一点上,我看到苏慧廉的价值和意义,他在中国创办学校、医院也好,研究中国文化也好,尽管前面有很多的隔阂,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和他自己的行为昭示之后,还是可以看到文明的融合,你怎么看?

沈迦:我们今天做的教育的工作,读书的目的,其实就是让天底下的人都能和平相处。恐怖组织那些人,到伦敦地铁一炸,他们做这个举动可能也觉得壮怀激烈。在某个层面,他不知道自己的所谓壮怀激烈,这个世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从这个层面看,毓贤也是不懂的。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,惶恐万分之际,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,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。李提摩太2018-10-20将一份解决方案《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》面交李鸿章。就赔偿问题提出如下建议: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,每年交出银五万两,以十年为限。但此罚款不归西人,亦不归教民,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,设立学堂,教育有用之学,使官绅庶子学习,不再受迷惑。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。李提摩太自言:“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,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--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。”李提摩太提交的这个共赢方案,苏慧廉认为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提议,并且只有像李氏这样经验丰富与具远见卓识的人才能提出来,这才有了后来的山西大学堂。1907年7月苏慧廉偕妻子抵达太原,成为山西大学堂西斋第二任总教习。

凤凰网:李提摩太这个建议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,还说不要再追究官员责任,因为牵动面太大,这种胸怀确实了不起。

沈迦:这其实就是世界主义、人道主义的胸怀和眼光,它已经跨越种族,甚至已经跨越宗教信仰,这才是伟大的人。就说基督教里面的传教士,他们是以天下为胸怀的。《寻找·苏慧廉》里面没有扩展开来讲更多,其实庚子教案里被杀掉的外国人,每一个人都有故事,当时大部分都选择不要赔偿。还有一个传教士全家死在这里,他的兄弟在美国,是美国当地的精英。他提出,用他哥哥的名字在太原办了一所医院,继续帮助当地百姓。还有几个死掉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联合起来,在孔祥熙的故乡山西太谷办了一所铭贤学校,委托孔祥熙做中方负责人。铭贤学校就是今天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,它跟美国欧柏林大学结成姐妹学校。山西教案这些死难者家属,是用世界主义的胸怀回报中国。

凤凰网:这些事迹,让中国的一部分人指使人受到了很大的触动,这是否化解了后来的中西文化冲突?

沈迦:对抗转为平缓是1900年庚子教案以后,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慈禧已经知道,再跟西方如此对抗就完了,所以她终于决定放弃对抗。所以,1900年之后20年左右,迎来了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的黄金时间,那时候,人们开始以去教会学校读书为荣,同时,也以是一个基督徒为荣,那时上层社会很多人信奉基督,基督徒变成社会高等级人,反有优越感。同时也是那个阶段,中国建了最多的大学,最多的教会学校。

凤凰网:我记得,周有光先生大学一二年级就读于圣约翰大学,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,他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非常好,都是做外交官什么的,可以一跃进入精英阶层。

沈迦:对,民国初年的时候,外资开始大举进入中国,他们有资金的优势,有管理模式优势,你会英文,并且在文化上相对跟他接近,就能得到最好的就业,所以自然使得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。但到1925年开始的民族主义浪潮,又开始一轮新的敌对,后来有“五卅惨案”、“省港大罢工”……我们看近代史的这一百年,从起先的亲英美,到后来孙中山联俄后,社会又开始转变。总之是反反复复。

凤凰网:《一条开往中国的船》里面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,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,送了大概三十几个人去英国留学,后来都毕业了,有的后来还回到学校去服务。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以革命为职业,用爱国主义做旗帜煽动民众,导致矿山的合作告吹。英国人在的时候有技术也有很好的管理,效益也好,大家收入也高。学生起来把英国人轰走以后,矿山的效率很低,管理也很差,效益不如以前。

沈迦:实际的状况是,科举废掉以后,中国的留学生分两拨,一拨去欧美,一拨去日本。去欧美的后来很多变成技术人才,我们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早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,大文人,如胡适、钱钟书、冰心、徐志摩等,也是当年留学欧美的。但从日本回来的大多成了革命者。那个时候去欧美学费贵,旅途远,并且欧美学校门槛高,家里钱少进不了,你读书不好毕业不了。日本离中国近,旅费便宜,并且杂牌学校遍地,一些人就到那里混个文凭,不好好读书就走向社会。

谢福芸在英国名气比苏慧廉大

凤凰网:从苏慧廉到谢福芸,苏慧廉的影响主要在学术界,谢福芸的影响主要在英国的大众层面。这父女俩的这种中国情结之间,是有一种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和渊源?

沈迦:他们的差异,有个性差异,也有职业的差异。苏慧廉的个性比较严谨,不苟言笑,比较严肃,做事条理性很强,极其的勤奋,非常适合做学术,所以他成为了极其伟大的汉学家。那个时代,在牛津做到汉学教授这个职务,就相当于欧洲汉学的皇冠,他的学术成就,大家今天有目共睹。也正因为这样个性,所以他留下的材料当中,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即便是写一本温州的传教回忆录,写的也像是宗教调查报告。他不是一个生动的人,并且不记录今天到哪里,明天到哪里。

谢福芸是他的女儿,一是性别不一样,二是她不是以一个学者来要求自己,但她也是剑桥毕业,有很高的思想高度,并且有很好的文笔。同时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也不一样。两个人不同的禀性,使得谢福芸会以文学的状态描述中国,苏慧廉以学术的状态记录中国。

但他们的共同点是热爱中国,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有时候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热爱让我们动容。这种热爱哪里来?最朴素的理解是他们在中国待了太长时间,而谢福芸出生在中国。从苏慧廉来讲,最年轻的岁月或者他最大事业的成就在中国,中国让他有很强烈的存在感,并且他在中国做了很多的事情,中国人对他很认可,与中国人有很深的感情。谢福芸则出生在中国,一生六次来华,她对中国很依恋,如果能重回中国,她有一种冲动感,因此,她当然希望这个地方更好。

他们热爱中国,但他们又是局外人,思维模式也是西方的,所以他们能够跳出来,理性地看待中国,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。最感动我的就是苏慧廉在生命最后的时候,一个中国留学生去医院看他,那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。苏慧廉说,你对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。我觉得这句话讲出了中国最大的问题,解决中国任何的问题都需要耐心。中国是一个变化太缓慢的国家,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都得流血。我觉得苏慧廉读懂了中国。

我认为,谢福芸也很懂中国,因为她知道西方社会是怎么走过文明转型轨迹的,我们是没有走过,所以经常会操之过急。那么庞大的一个文明古国,只能慢慢地转型。

凤凰网:从谢福芸的《名门》来看,她和翁斌孙一家几代人建立深厚的感情,可以说,她本身就是一个标本,西方人跟中国的家庭的融洽相处,无论是情感方面的也好,文化方面的也好。这种融洽的发生在于,这两家人他们都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,可能也有很好的理性,很包容的文化心态。你在国内生活多年,后来移居国外,对此有何感受?

沈迦:第一个认同,就是这两个家族都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,常熟翁家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家族的代表。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一面,比如自省、自律、待人接物的礼节,下辈应该怎么做,做官不为自己谋物质利益,等等。翁家有很好的家风,要不然难以立足几百年,这是代表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一面。苏慧廉这个家族代表西方文明,两个文明在高度上有一致性,文明本身是相通的。我非常认可你这个观察,但我还想补充的一点,就是他们都有为人真诚的一面,没有让文明变成一种表面的礼仪、表面的客套。

我举一个例子:谢福芸比翁斌孙的儿子,就是书中的“励诚”(即翁之憙),其实年长了11岁。谢福芸为什么能跟他们玩得那么好?西方人有他真诚,很天真的一面,这种真诚让他们能够跨越一定的年龄。

第二,“励诚”1926年作为徐树铮的秘书随代表团到英国伦敦去的时候,谢福芸来见他,那个时候翁家(中国的翁家)出现了些经济问题,家里人想让励诚赶快回来,他一直和谢福芸以姐弟相称,所以把苦恼告诉她。谢福芸其实不是太能理解中国大家族里面的这些问题,但她即表态,我先生死了,留下一笔遗产,如果你需要钱,我这笔钱先给你。

翁万戈就是翁斌孙的孙子,励诚的儿子,今年正好100岁,他也知道我做苏慧廉研究,他听到苏小姐的名字的时候很亲切。(他年轻时就知道苏小姐,但不知道她叫谢福芸。)我请他为谢福芸这四本书题写书名,100岁的老人说“义不容辞”,“我很荣幸能为苏小姐的书写书名”。

凤凰网:你说谢福芸在西方名气比他爸爸苏慧廉名气要大。就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读者,比如说当时的英国人受到谢福芸的影响,后来在中英交往里面发挥作用?

沈迦:我对谢福芸的研究没有这么深,但我能够举证谢福芸在她的时代,在欧美的畅销程度。第一,比如《名门》这本书有很多的版本,有口袋本、精装插图本,简装本,有英国版、美国版,甚至还有德文版,而且不断被重印。这就表明它当时很受欢迎。

第二,谢福芸留下了一封信,这封信就是1926年1月写给励诚的英文信,今天还保存在天津的翁家。这封信说,“励诚,你好,12月份的信我收到了,你竟然第一时间已经知道《名门》出版了(励诚懂英文,当时中国可以订阅英文报刊),我很高兴,你说这本书很好,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的书评,但可惜这些书评都发表在通俗报刊,不是学术报刊,好在这本书销量不错。”这封信离《名门》出版大概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
再一个,谢福芸1959年去世的时候,我看到《泰晤士报》发表的讣闻挺长,说一个知名的作家去世了,第一段就介绍她是《名门》的作者,告诉英国人这本书是20年代出版的,这个人是谁,还以这几本书作为她的标志。谢福芸自己晚年其实生活挺艰难的。她的先生谢立山是爵士,英国政府可能对这种贵族遗孀有政府补贴,但你得写报告,英国人的收入是公开的,你今年纳税多少钱,今年收入多少钱,为什么申请这笔资助,还得有证明人。我在大英档案馆看到她写的申请资助的报告,声明自己的版税收入隔了30年以后已很有限,靠这个钱已经不能维持生活。

教会大学对中国贡献卓越

凤凰网:在原来的观念中,一直就有一个说法,教会是文化侵略,还是为帝国主义在中国谋取利益服务的。从表面上看,这套说辞似乎言之成理,也有一些人相信,他们认为,教会他就是来传播西方文化的,就是来影响我们的。那么,从苏慧廉等英国传教士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来看,我们应该怎样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些说法?

沈迦:这里有几个关系我觉得要厘清:第一个观点前面讲过,西方的教会是NGO组织。在今天的欧美也还是这样的,它不是政府组织,它们是政教分离的。所以,西方政府不可能拨款给宗教组织。因此,西方的教会跟政府没有关系,也不是为政府服务的,它不传播政府的理念跟意识形态。最简单的问题,我不拿你的工资,凭什么要给你做事情?有些人有意混淆这一点,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。

第二点,传教士到中国来,无论是建学校还是办医院,还是办慈善,建教堂,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--传教,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,他第一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信仰,办学校跟医院,只是迂回战略,可能用这个方法能让中国民众更容易信基督教。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,就是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,到底是好还是不好?这就取决于对这个信仰的看法。他传播基督教,民众信了以后为美国政府服务,或者为帝国主义服务,还是信了之后为你服务了。信仰他要改造心灵,这个心灵最终是让你成为它的走狗还是让你成为自己、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,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。

当年教会学校毕业的、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,包括后来成为中国两院院士的这些人,这些人回国以后,可以说顶起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天空。这些人是为中国服务了,还是为美国服务了?民国的大师活的这么有风骨,他们做了洋人的走狗吗?没有。民国时代的大学毕业生,包括前面提到的周有光先生,为什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道路,年逾百岁还要呐喊、发声?周有光先生刚刚去世了,但还有个年近九十的资中筠先生在发声,他们当年都在教会大学受过教育,你说他们是在为美国发声吗?他们以老迈之身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责任,就是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啊!

那个时代讲健全的人格,苏慧廉也讲山西大学堂培养的就是学生健全的人格。上海圣约翰的校训是“光与真理”,其实这是耶鲁大学的校训。苏慧廉在温州的时候有中法战争,中法战争中国惨败,但这个消息传到中国,传到温州的时候,变成中国人胜利了。苏慧廉是读英文报纸的,知道中国败了,但民众都在传中国胜了,奔走相告,并且说这个老外怎么还在这里,应该赶出去。中国近代积弱,需要有谣言来安慰自己,那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懂英文,不明真相。一百年后,我才读懂为什么中法战争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会与事实大相径庭。

凤凰网:苏慧廉他们在中国做传教、办学校、办医院,做各种公益事业,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但是这里面就陷入一个困境在于,一部分民众总是很容易被煽动,从你对苏慧廉父女,以及传教士的研究角度,你怎么看?

沈迦:我认为,容易被煽动的死结就是中国的每一个个体没有完成独立理性的建构,总认为自己是某一个组织中的依附者,没有独立人格与精神。用西方话来讲,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个人的思想启蒙工作,这个工作至今都没有完成。我们所受的教育,一直是灌输、奴化的教育,中国儒家体系中,宗族也是束缚个人的。后来的教育也强调,集体利益比个人要大,个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。你是不用思考的,只要听从、服从就可以了,长而久之,你也就不会思考了,只希望有人帮你解决问题。我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。

苏慧廉和其他传教士当年办的教会学校就要打破这一点,就是让每一个个体能够苏醒,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,每一个生命都同等重要。谢福芸在北京办的学校,也是基于唤醒女性的独立意识。

采写:张弘(凤凰网主笔)

责编:马钟鸰 PN0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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